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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探索与进取: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文学之路

2019年10月26日 04:12 来源:未知 人气: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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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颇具特色的存在,崔荣以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显示了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组织活动对于少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强调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和各级文研班的教育、推动与激励功能,这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的优越性体现。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神性书写,已经显示出其特异的美学气质和探索精神,所展示出来的萨满文化、生态观念等方面内容在未来将持续发挥精神疗救的作用。

——主持人:刘大先

崛起、探索与进取:

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文学之路

崔荣

中国当代文学70年,有一个文学现象将永被历史铭记: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这其中,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三个内蒙古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探索与进取的文学之路意味深长。它是上述三个族群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又更体现着党的文艺政策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伟力,记录着文学外部力量对文学生长的重要作用。而浮出历史地表后,“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又呈现着多元文化场域之中,面临巨大生产生活变革的作家们面对历史和时代的哲学思考与审美选择,未来何为,已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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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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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的整体崛起是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十七年时期就曾有达斡尔族巴图宝音《鄂伦春旗诞生》和鄂温克族乌云达赉《何兴哥闹夜》出现,但未能形成创作规模。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与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受到重视的文学环境、党和政府的着意引导、文学创作会议的拔擢启发、文学批评的及时跟进关联莫大。

必须回到1980年7月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历史现场。这次会议是“文革”后少数民族文学复兴的转折点,更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学发生的起点。会议决议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纪要》形式迅速落实,尤其是强调各地作协及有关文学期刊要将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为自己的职责,这成为“三少民族”作家文学破土而出最直接的原因。

今天回首,其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文联和各级各类文研班的助推功不可没。建立组织是第一步,1982年,“三少民族”聚居的各旗文联作为基层组织成立,发现和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工作有了实际依托。“三少民族”作家培养的诸多措施中,效果显着者为文研班,几乎是点石成金。鄂温克族第一位作家乌热尔图的成长过程中,是1981年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让他摆脱“文革”印记,走向丛林经验,之后的短篇小说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三连冠,标志着鄂温克族作家文学,尤其是小说,既在他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同样,后来成为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第一人的敖长福也分别在1982、1985年参加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文研班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猎人之路》《阿美杰》等获奖之作得来并非偶然。此外,达斡尔族的苏华、萨娜,鄂温克族的安娜、杜梅,都有在自治区文研班或是鲁迅文学院文研班的学习经历,为其成长成熟持续助力。

笔会的作用亦不可小觑。1981年开始举办的“三少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长期、大量、优质地培养“三少民族”作家,达斡尔族的第一代作家巴依尔、阿凤,鄂伦春族的第一代作家敖长福以及阿黛秀,都是在笔会上被发现的文学新人,后均成为本民族作家文学的拓荒者或接力者。1987年,19岁的苏莉参加笔会,其处女作《红鸟》被发现并在《上海文学》刊登,很快她就成为达斡尔族作家文学的中坚力量。很多“三少民族”作家,都曾于此汇聚,又在会后成为燎文学之原的星星之火。另外,依托创作会议、改稿会等,一批有远见有担当的编辑、作家和研究者,如孟和博彦、张志彤、邓青、冯国仁等在1981年春启动发现“三少民族”作家的工作,孟和博彦的评论之于乌热尔图的影响扩大,邓青的指点之于杜梅的迅速成长,效果卓着已是文坛佳话,这一笔会至今仍具活力,并已成为创作共同体,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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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民族 文学 作家 鄂温克 达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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